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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3日，在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论坛上，关于违宪审查的话题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。
首先抛出疑问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。他的问题是，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启动过违宪审查，“我们都知道这对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非常必要的”。
“接招”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，他把审查违宪地方法规的工作形容为“鸭子浮水，脚在下面动，上面没有看出来”。
2003年3月，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。当年5月，3位法学博士以违宪为由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的建议书。
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曾评论说，孙志刚案与3博士“上书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。孙志刚案不是第一例，不是个别的，但3博士“上书”却是前所未有。
是年6月，另一位法学家李步云参加吴邦国委员长主持的一次座谈会时，直言不讳地提出：“能不能就收容遣送搞50年来的第一次违宪审查，将国务院制定的这个办法取消?现在3个公民上书，咱们不能不理睬，也不能回答说收容遣送是对的!怎么办?干脆来个50年的第一次违宪审查。”
之后，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迅速废止。
这也正是乔晓阳所说的“鸭子浮水”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一个局级机构，叫“备案审查室”。如果地方性法规备案以后，经过检查发现了与宪法、法律不一致，这个机构会与他们沟通和交换意见，他们改了，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撤销程序。
可是，学者们觉得，这还不够，公众既看不到，也感受不到，宪法还是高在云端。说它“最权威”却常停留在嘴上，说它“至上”却不能写在判决中，甚至都没有成为立法时真正的依据，不时会有违宪的法规、规章和红头文件见诸报端。
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把缺乏违宪审查的宪法比作“田地里的稻草人”，“鸟儿们在一次次成功试探之后再也没有了初时的惧怕，它们可以无所畏惧地踩在它的头顶上”。
韩大元插言，在德国，宪法却是一个会动的“稻草人”。其《基本法》第一条“人的尊严不可侵犯，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”。这是10年来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一条，也是德国人心目中国家的核心价值和社会共识。在柏林街头，有些商店会把宪法第一条醒目地写在玻璃门上。
在论坛上，这位宪法学家用一系列严密的逻辑，从各个角度证明违宪审查于宪法实施的重要性，但在理论与现实之间，最关键的那一步，迈了10年。
2002年，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表述：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，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，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。同时，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，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。
韩大元在时间紧迫的发言中，连连表达着自己的困惑：“为什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里，在几千人的会上专门讲的宪法问题，10年来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?”
“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。”他痛心地说。这位宪法学研究会长常常告诫他的同行，不要用“搞宪法”这个词组。“不好听，是吧?”他说，“你要是真的‘搞’了宪法以后，就把它变成工具和手段了。”
当韩大元突然挥舞着一本小红册子说这是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的“礼物”时，这位严肃的法学教授引爆了听众当天的第一次笑声。
尽管发言时间被前面的同行压缩得所剩无几，但韩大元还是郑重其事地为这个小册子“打了个广告”。
“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，在任何一个会议上，以宪法学研究会的名义赠送这个文本。”韩大元说，他预设的第一期目标人数是10万。
这份礼物很普通，它只是1982年宪法和4个宪法修正案的文字“集锦”。但在韩大元看来，任何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都是首先从尊重宪法文本开始的。“我们应该印制一个建国以来最好的、精制的文本。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。
这是一位宪法学家为“树立宪法最高权威”而做的又一次努力。为让宪法这只老虎“长出牙齿”，还有更多工作要做。
